据央视新闻报道，近日，山东东营的周律师出差期间前往银行取4万元现金，被柜员要求报备用途，被追问“具体买什么”，甚至查询过往流水。在周律师拒绝透露更多私人信息后，银行报警。半小时后，银行方面又称无法联系到警方，并突然转变态度表示可以办理取款业务。面对一系列波折，周律师最终放弃取款。
这其实已经是个老问题了。此前就屡有媒体报道，用户在取款、办卡时因反诈等原因，面临一连串不近情理的额外要求。
这一现象已经受到了重视。2025年8月，央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、证监会发布《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拟取消执行仅三年的“个人单笔存取现金5万元以上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”规定。该调整被视为对2022年政策的优化，旨在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。
该办法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，还没有完全落实，或许是因此才出现了新近发生的“4万元”事件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近年来相关问题持续引发热议，很多地方还在原有规定上加码，严苛程度比文件规定更甚。
比如媒体报道，有银行工作人员透露，“现在公安局要求超过1万元客户扫码登记，超过2万元还要加柜面手工登记”，并且“客户取现时按诈骗团伙教的方法应对询问，钱取走被骗了，责任却要我们担”。1万元、2万元的标准，比原本“5万元以上”的要求严格太多。
而将视野放得更远，各种严格管理不只体现在存取款上，而触及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。比如今年10月，河南一农户以28万的价格卖掉了100多吨小麦，收款后资金因涉诈被冻结，在媒体的关注下才解冻；有些地方办电话卡都要求提供“无犯罪证明”“工作证明”“银行流水”中的一项，更有甚者，要求预存500至1000元话费、审核本人房产证或营业执照，理由也是“反诈”……
可以想象，那位农户当时有多慌张。这些要求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不便、造成了相当的麻烦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传递了一种不确定的紧张感：人们无法预知在哪个环节会被视为“可疑”、什么样的正常经济行为会被误判为“风险”、又会因为什么理由被限制交易乃至冻结资金。
久而久之，原本应当自由、顺畅的经济生活，被层层加码的审查和不透明的标准挤压得步步维艰，人们也会倾向于抑制经济行为以规避难以预知的风险。由此便进入了负向循环：监管越繁复，人们行为越谨慎；行为越谨慎，经济生活越趋于收缩。
无人可以否认反诈的重要性。可有效的反诈应当是精准、专业、分层、有边界的，能瞄准薄弱环节，在关键时刻体现出应有的敏锐。这也是所有人的期望——自己的资金能够得到保护，诈骗分子能被绳之以法。
同时，反诈也应当考虑社会经济流动，不至于让公众在正常经济活动中处处受阻。从社会层面看，经济生活血脉不畅的损失同样不可估量。如何在反诈和促经济之间取得平衡，其间尺度如何拿捏，也是必须直面的考题。（光明网评论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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