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4730期。1955年全军授衔时，有一件事让很多人感到惊讶，那就是当时的原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、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萧克，并未获得大将军衔，而是被评为上将。这一结果引起了许多讨论，因为萧克的资历和贡献，实在不输给其他许多大将。尤其是当时人们流传着“萧克镇上将”这一说法，意味着即使在军衔评定中出现了差异，萧克凭借出色的履历依然得到了军界的普遍尊重。毕竟，萧克自己从未对此有所抱怨，反倒是让不少人感到自己无权再提出异议。
然而，实际上，所谓的“萧克镇上将”并非是有意的安排，军内也并没有明确的依据。事实上，萧克之所以排在上将的位置，是因为当时他正担任国防部副部长，军衔的排序是按部门职务排列的，像他这样的高级官员，排在前面的也有不少。例如，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几位上将都排在了他的前面，因此，萧克位列榜首实则是一个偶然事件。如果真要找出能够“镇住”他的位置的人，李聚奎无疑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存在。
李聚奎并没有参加1955年的授衔工作，原因在于他当时正负责石油开发工作，直到1958年才经历了职务变动，重新回到军界。那时，他才得到了所谓的“迟到”的上将军衔。李聚奎的履历可谓极为出色，这点从他重返军队后，政府特意为他补授军衔一事便可见一斑。在那个时期，军政之间的人员交流并不罕见，但李聚奎作为一个从政府部门重回军队后单独获得军衔的上将，确实是唯一的例子。由此可见，李聚奎的军事履历实在非同寻常，他甚至是多位开国上将的早期导师。
展开剩余68%“将圣”这一称号对李聚奎来说，的确是实至名归。这一荣誉并非空穴来风。1933年，李聚奎担任中央红军红9师师长时，曾创造过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纪录：他亲自指挥部队，两次生擒国民党反动派的师级干部，其中包括敌52师的师长李明和敌18师的师长张辉瓒。尤其是在1930年，他在担任团长时，便成功捕获了敌方的张辉瓒。那时的红军力量并不强大，李聚奎能够凭借智勇双全的指挥，在复杂严峻的战斗中取得如此卓越的战果，堪称一项军事奇迹。
这一战绩不仅令李聚奎在红军内部赢得了极高的威望，也为他赢得了“将圣”的美誉。毛主席在李聚奎的军政生涯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尤其是他曾说过一句话：“如果没有李聚奎，新中国的成立可能会晚十年！”这句话的背景是，李聚奎曾在红军时期救过彭德怀元帅的命。如果没有李聚奎及时出手相救，彭总可能早已遭到叛徒的毒手，而彭德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无需多言。
在红军时期，很多干部都以“双红一”的身份为荣，也就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的履历。然而，在李聚奎面前，这些人多多少少显得逊色，因为他们大多曾是李聚奎的下属。李聚奎不仅是“双红一”的干部，他还是标准的“三红一”干部：在其军旅生涯的早期，他曾担任红一军团红一师的师长；而在进入红一军团之前，他还是彭德怀在红三军团的嫡系部下。李聚奎的军事经历横跨了红军两大王牌部队，和许多开国上将相比，他的履历显得尤为独特。
李聚奎不仅是一个指挥能力出众的将领，他的军政双优的素质同样令人敬佩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，巧妙地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有效的方案——推广炒面作为前线军粮。由于炒面便于制作和携带，能够大大改善后勤补给，李聚奎的这一提议在实践中获得了广泛好评。这个创意的背后，其实是李聚奎深厚的军政经验和敏锐的思维。早在抗战时期，他就曾在一位老乡家中尝过炒面，发现这种食物具有极大的便利性，因此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其推广，直到抗美援朝时才得以施行。由此，李聚奎也赢得了“炒面之父”的称号。
因此，如果说在1955年的授衔过程中，萧克凭借履历和威望能够“镇住”上将，那么李聚奎也完全有资格享有同样的待遇。只不过，由于当时李聚奎并未在军内担任职务，他未能像萧克那样获得较高的军衔。直到1995年6月，李聚奎以91岁的高龄在北京去世，他的一生和他的贡献依然值得后人永远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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